当1492年，哥伦布携带西班牙国王致契丹大汗的国书踏上寻找中国的航程时，他的目的是东方的香料。但正如最早把中国茶介绍给欧洲的西方人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在成书于16世纪中叶的《航海旅纪》中，转述波斯商人哈吉·穆罕默德所言，“一旦欧洲人和波斯人喜欢上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不再购买大黄了”。哈吉·穆罕默德所提到的大黄，是波叶大黄，西方人和人曾大量购买，作为香料和甜品原料使用。

　　除了《航海旅纪》提到中国茶，开启大航海时代的伊比利亚人，也将关于中国茶的信息带回了西方。在亚洲生活了将近20年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贾斯帕尔·克鲁兹，于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是16世纪欧洲人所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的全面报道和观察。书中提到，他自己经常接触到茶，在中国文化里，茶既可以用来社交，也可以治疗疾病，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从墨西哥来到菲律宾传教的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曾于1575年7月带领西班牙使团前往福建漳州，并在回到马尼拉后将他和同伴在福建的见闻写成了名为《出使福建记》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中国人以茶待客的详尽描述。

　　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虽然终其一生从未踏足过中国土地，但他以克鲁兹的《中国志》和拉达的《出使福建记》为主要原始资料，编纂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将中国描绘为一个神话般带有浪漫色彩的富饶帝国，满足了欧洲人迫切了解中国的愿望。该书一经出版便在欧洲风靡一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门径”，对16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交流的时期，在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下，不仅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也传播到了欧洲，形成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在启蒙学派的伏尔泰和莱布尼兹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人沉浸在对中国和中国人方方面面的美好想象所催生出的“中国热”中，不仅将中国的手工艺品、艺术品和建筑装饰风格带回了欧洲，也将中国人的饮茶习俗，甚至中国人饮茶所用的器具——瓷器作为推崇的对象，塑造了近代早期欧洲人对中国茶的认知。

　　在17世纪初期，从澳门驶往东南亚或印度的葡萄牙商船上很少有人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会装载和运输茶叶，这是因为葡萄牙人最初对茶叶贸易不感兴趣。所以，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整整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却是荷兰人。

　　1602年，荷兰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其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像葡萄牙人一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所以多次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但均被击退。这一不利局面在荷兰人获得以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名义签发的贸易通行证后得以改变。这张于1609年8月24日签发的通行证上注明：“荷兰船只被允许航行至日本，他们可以在任何海岸登陆，没有任何保留地。从现在起，这条规定必须遵守，荷兰人可以自由地在日本各地航行。”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带箭的红狮号”和“格里芬号”两艘商船派往日本。

　　1610年7月20日，这艘名为“带箭的红狮号”的荷兰商船从东方返回阿姆斯特丹，开启了茶叶贩运欧洲的历史。1619年，荷兰人占领印尼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从此荷兰以巴达维亚为据点，开展与亚洲各国的殖民贸易，荷兰对华贸易也主要通过巴达维亚来进行。自古以来，除了海禁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一直有非常紧密的贸易往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巴达维亚日益繁盛，逐渐成为新的海上贸易中心。每年中国商船都会满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交换胡椒、香料等当地物产。

　　1624年，一直想要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据点的荷兰在与明朝军队数度交手后登陆，并以此为据点开辟了一条新的茶叶转运航线日，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赤楼的长官科内利斯·凯撒记载，“忠诚号”商船曾装载1.5万磅茶叶远航波斯。

　　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意识到欧洲人开始对茶感兴趣，于是写信给当时的巴达维亚总督安东尼·范·迪门：“由于一些人开始学着饮茶，我们希望返回欧洲的所有船只都能运回几罐中国茶和日本茶来。”

　　茶叶陆续出现在荷兰、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不过此时在欧洲，茶叶还不是一种日常饮品，而是在药店出售的保健品。17世纪中叶，在最早接触到中国茶的欧洲国家内，饮茶受到贵族阶层的追捧，成为社交场合的新时尚。在德国北豪森的药铺里，一把茶叶的售价高达十五个金币；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老师马萨林红衣主教成为茶的忠实拥趸。荷兰人甚至把茶带到了大西洋西海岸的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

　　到了17世纪末，茶叶不再放在药店出售，而是改在杂货店售卖。饮茶习俗在欧洲的兴起，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而阿姆斯特丹也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直到欧洲另一个饮茶大国的出现。

　　英国人曾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茶叶拍卖中心的最大买家，英国国内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亚洲殖民贸易的重心从胡椒转向茶叶，并在18世纪一举成为中国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欧洲国家。

　　早在1615年6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理查德·威克汉姆就曾写信给他在京都的朋友威廉·伊顿，请求他为其购买一罐品质最好的茶，这是英国人喝茶的最早记录。

　　1657年，烟草商人兼咖啡店主托马斯·加韦曾在自己位于伦敦证券交易街的“加韦咖啡馆”中出售茶饮，因为茶叶售价昂贵（每磅16-50先令），他曾专门张贴宣传海报，在其中列举了诸如“它使身体活跃和充满活力；促进食欲和消化，对肥胖和嗜肉者尤其有效”等十几项喝茶的好处，据说这张最早记录英国销售茶饮的珍贵海报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不过在这一时期，茶饮在英国作为新兴的舶来品，并不像咖啡那样常见，也比咖啡售价高昂得多，王室成员和贵族官员是第一批享用并爱上这种饮品的人群。据说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是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布拉岗扎的凯瑟琳。她于1662年来到英国，“从衣物到家具，她所带来的一切都成为宫廷之内人们议论纷纷的谈资”，每天的饮茶习惯也是如此。据说在凯瑟琳来英国之前，茶在大部分英国人的眼中还是一种药饮。

　　不过还有其他人的名字也值得铭记，17世纪80年代，英国哲学家洛克旅居荷兰时就发现了饮茶的好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随行牧师约翰·奥文顿曾在17世纪90年代前往印度苏拉特，并于1699年在伦敦出版《论茶叶的自然属性及其品质》，被认为是英国最早论述茶叶的专著。在书中，奥文顿将中国茶分为“武夷”、“松萝”以及“瓜片”三种，并指出武夷茶具有养生效果，对红茶在英国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英国学者麦肯德里克认为，1688年光荣之后，英国国内出现了日益庞大的“消费阶层”。18世纪以来，消费阶层产生了对海内外新奇物品的巨大消费需求，大量的海外物产包括美洲的烟草、蔗糖、巧克力，亚洲的香料、胡椒、咖啡、棉布、印花布、丝绸、生丝、茶叶、瓷器等奢侈品被引进英国，这被其称为“消费”。

　　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货船，英国人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1680年，英国人来到了厦门，并在此地直接采购中国茶叶。17世纪末，除了厦门，杭州、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都能看到英国船只的身影。特别是170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进口中国茶叶的贸易垄断权，1717年又获得直接与中国广州进行贸易的权利之后，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输送的主要货物。

　　1715年，英国“达特莫斯号”在离开广州时，茶叶仅占总货值的10%；但1717年有两艘英国船只从广州返回时装载了3000担（约150吨）茶叶，市场售价高达35085英镑，占总货值的80%。

　　在这一轮竞争中，荷兰丧失了原本的优势，因为1662年撤出这一贸易中转港，荷兰人只能在巴达维亚翘首等待中国商船、葡萄牙商船运来茶叶。而英国人凭借直接在广州设立商馆，不仅降低运费成本，而且保证茶叶品质。18世纪初，英国就赶超荷兰成为中国茶叶第一大买家。1721年，每年有超过100万磅（超过450吨）的茶叶直接从中国进口到英国。英国人通过巨大的茶叶购买量，进一步获得议价权，将想在茶叶贸易中分一杯羹的其他国家都远远甩在身后。

　　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茶叶的垄断贸易中赚取的利润高达350万英镑，占总利润的90%。到了18世纪中叶，富可敌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公司。

　　因为英国的供水并不安全卫生，人们曾大量消费啤酒，但茶饮的流行导致人们对啤酒的消费量大幅下降，于是在啤酒制造商对国会的大力游说下，1660年茶饮与咖啡、果子露等非酒精饮料一同被征以每加仑8便士的税。1698年专门针对干茶叶的茶税诞生了，为了应对经年累月的战争支出，这种茶税逐年递增。伴随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口诛笔伐，茶税也从1772年的64%涨到1777年的106%，到了1784年，茶税已高达119%。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茶税一直是英国政府的财政支柱。

　　茶税增加导致茶叶走私日益猖獗，甚至有学者推测18世纪中叶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有一半都是走私货，这无疑侵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盛极一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此时已危机四伏。与金融危机时拯救银行一样，此时的英国政府再次向东印度公司发放了150万英镑的。另外，国会还在1773年5月10日通过被称为《茶叶法案》的《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减免其库存中积压的2000万磅茶叶的关税至每磅3便士，并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低价倾销茶叶。

　　自从17世纪中叶，荷兰人把茶叶带到纽约起，中国茶已经开启了在北美洲传播的新篇章。经过近百年的时间，1749年，瑞典自然学家佩尔·卡姆前往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游历，发现当地人“早餐都在喝茶”。

　　为给北美殖民地筹措财政费用，英国政府从1764年开始在当地征收印花税。遭到后又设立新的税种，其中就有茶叶税。而且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北美各殖民地只能从英国进口茶叶。高昂的茶叶税再加上茶叶进口的限制，北美人消费的约七成茶叶是通过走私进入这片的，其中大部分来自荷兰，也有部分来自法国、瑞典和丹麦。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倾销的茶叶，价格比走私茶叶还低，伤害了当地走私商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1773年11月北美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东印度公司的四艘商船所装载的342箱茶叶在波士顿港被倒入海中。次年4月，停靠在波士顿港的“财富号”商船所装载的28箱茶叶也未能逃过一劫。随后英国殖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也促使这一事件最终在1775年4月19日引发“莱克星顿的枪声”，为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为了应对茶叶走私的难题，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法》，将茶叶关税由119%下调至12.5%。同时，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倡者始终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逐步瓦解，并最终于1833年失去了对华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茶叶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空前激烈的竞争，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由美国人发明的、被称为“飞剪船”的快速帆船。19世纪，中国茶叶在英国已经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为大众的日用品。不过当时的英国人笃信，在中国茶叶中最珍贵的就是那些在春季采茶季节刚开始的时候采摘的茶叶，所以许多人不惜用重金购买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第一船新茶。为了满足这种带有炫耀性质的消费需求，强调速度的“飞剪船”应运而生。

　　虽然“波士顿倾茶事件”前后，美国人曾一度对中国茶叶进行，但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二年即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就首航广州，重开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在很短的时间里，美国就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茶叶买主。据说最早的一艘快速帆船是1832年由美国人制造的“安麦金号”，1839年英国也建造了自己的飞剪船“苏格兰女佣号”，原来从广州到伦敦的一个航程需要耗时八个月之久，有了飞剪船之后，航程缩短到了97天。

　　英美之间旋即展开对华茶叶贸易的竞速之战。特别是1849年，英国国会又废除了17世纪中叶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外国船只排挤出英国港口的《不列颠航海条例》。这项法令的撤销使得美国人终于可以直接在英国码头卸下一箱箱中国茶叶了。美国造船技术的迅猛发展令无法抢占上风的英国人下决心另辟蹊径，英国东印度公司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片东方——印度。